第１００３章 经世致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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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接着又上了一巡，酒也又喝一遭。赵昺已似有醉意，大谈起自己对未来军队建设的规划，他以为别看当下大宋已经拥有中央禁军和地方州军五十余万。但是若是大举反攻江北，兵力仍显不足，因为不但要承受战争中的伤亡，还要对新占区进行驻守，即便在当下的基础上扩编一倍也不一定够用。
不过以大宋当前的经济实力又难以承受高昂的军费，这又与扩军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，因此赵昺想要组建预备军官团。他的意思是先搭起架子，但这支军队平时只配备各级军官和基层骨干，并不满编，也就是支官多兵少的影子部队，番号只存在于兵部的花名册上。
而赵昺这货是抠惯了的，他觉得维持这样的影子部队也是要花钱的，于是他将主意打在了兵部所辖的训练营上。要知道当前兵部所辖的训练营已有三十余所，不仅担负着新兵的入伍前训练，还承担着培训炮兵、骑兵、医士、工程、水军等专业技术兵种的骨干培训。
这些训练营散布在江南各府及各军，这个军当然不是指军事编制的军，而是古行政区划的名称，设置在战略上的军事要地。它们多是团级编制，大的是师级编制，各级军官配备完善，只要补充进新兵，配发武器就可以拉出一支队伍。
赵昺的意思是把各个训练营利用起来，平日除了承担正规军的培训任务外，还可以利用农闲训练驻地的州军和乡兵，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补入兵员，整编成军，只要将几个训练营再次整编便可成为一军或一师，兵部再遣统兵的将领就能上阵了，虽然不能与常备军的战斗力相比，但也可承担护送辎重、保护运输线、维持新占之地治安等低强度战斗任务。
陈任翁对小皇帝的设想十分赞同，这样既解决了战时兵员不足的问题，平时又可节约大量的军费。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可以将各个训练基地扩建，在承担训练任务的同时，还可以担负储备武器装备，军需用品的职能，可以进一步提高动员能力……
“陛下，我们太学亦时时进行军事训练，是不是也要作为预备军编伍上阵呢？”正当赵昺大谈建立预备军团的时候，陈礼时插言道。
“哦，若是战事紧急也不无可能，届时是不是会逃避啊！”赵昺放下箸子，看看陈礼时言道。
“陛下，父亲常常教导，国有危难，岂能坐视，尤其是陈家子弟更是责无旁贷。陛下有诏，吾必会持枪上阵，绝不会逃避！”陈礼时听了起身施礼道。
“坐吧！朕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”赵昺压压手让其坐下道，“太学生中是不是有人反对进行军事训练，以为这是多此一举呢！”
“这……”
“陛下问话，要如实回答，犹豫什么！”陈任翁见儿子吞吞吐吐，厉声喝道。
“禀陛下，同学们虽不敢明言，但私下中却多有不满，称朱子言：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。让士子们舞枪弄棒有违圣人之训！”陈礼时老老实实地回答道。
“放屁，朱子还大过孔子吗？其算什么圣人！”没等赵昺说话，陈任翁已拍案而起道，“圣人云：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。其乃是恶意诋毁圣人，其心可诛！”
“麟洲不得无礼，肆意妄言！”陈则翁见状连忙制止道。他知道当下盛行理学，若是传了出去，不知要有多少士人要骂他们，陈家还不被唾沫星子给淹了。
“麟洲先生所言不错，这话就是放屁。古有君子六艺之说，几位先生自幼也是如此教导朕的，而兵戎之事事关国之兴亡，却因为其自身的憎恶，竟将习武与赌博相等同，且遗毒至今，必须要坚决扭转！”赵昺恨恨地道。
大家其实一直以为学生军训貌似是很现代的事儿，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，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历史了，至少在西周时期，学校学生就要参加军训。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”，这是那会儿政府的头等大事，“祀”关乎信仰，要让学生“三观”正确，必修“礼、乐、书、数”文化课；“戎”关乎国防，要使国家发展有保障，在人口比较少的当时，在校学生作为国防后备力量，必修“射、御”军事训练课。
到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，连孔子办的民办学校也要进行军训。孔子讲课时，把射御之术和礼乐教育看得同等重要。他说“射御足利则贤”，将军事素养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。且他的军训教育理念十分符合当时的文化潮流——文武兼修。
正规的军训源于西周，那时学校就安排有军训课程。当时公办校分为国学和乡学，设有小学和大学两级，没有“中学”。大学标准的课程是“六艺”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其中，“射”“御”是古代学生军训的内容。教官是从部队上请来的，授课时一点儿也不含糊，学生如果偷懒，必定被罚。所以，西周的大学军训是国家倡导，且予以保障的，而“射”和“御”便是大学生必修的军训课。
“射”就是射箭，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，狩猎、打仗都少不了，射箭具有中远距离杀伤力，是诸侯纷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，所以非常受重视习射。西周时候，男孩长到了十三四岁，就要“学射、御”，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。习射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即便是文人也不会降低标准，五项射技，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，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。
射箭考核极其严格，而非是走过场，比赛的同时还要考查射手的修养，比如懂不懂礼让，守不守规则，尊不尊重对手等等。射箭以作为一件带有浓厚礼仪色彩的事情，深入到生活之中，并形成隆重的“射礼”，且天子通过射箭来选用诸侯、卿大夫、士等。优者可以参加祭祀，受到晋爵、增加封地的奖赏；劣者不能参加祭祀，还要受到责备和削减封地的处罚。可见，那个时候教授和考核射艺已经相当规范。
“御”就是驾驶兵车，战车是古代重要的作战工具，在战争年代，一个人驾战技术的高低，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，“御”自然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，一个学生连驾车都不会，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学生。
御车也有五项技术，即：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过君表、舞交衢、逐禽左等。鸣和鸾，要求车辆起步平稳。逐水曲，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时，既快又稳，避免翻车。过君表，要求在驾车途中避开障碍物，迅速安全通过。舞交衢，要求遇到车多拥挤时，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，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。逐禽左，在驾车出猎时，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，利于射获。
到了诸侯纷争的战国，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，各国更加重视军事人才教育和训练，军训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就连孔子的私学也很重视军训，曾言“射御足力则贤”，他把军事技能优劣，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，认为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”。
“陛下切勿冲动，从秦之后六艺中的射、御便已逐渐废黜，至我朝已经无人提及，骤然恢复自然有些士子难以适应。而朱子之言亦是应时之说，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，只怕会引发激变，还是要慎重为之！”陈则翁见小皇帝一脸愠怒，便感到不妙，当下朱子的理学在士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，崇尚理学。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学以致用，与理学学说多有冲突，在科举前就有改变之心，因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废黜理学的决定。
“瑞洲先生所言不假，但是事情总要因时而变，如今国家危在旦夕，正是奋起反抗，消灭暴元之时。可若是仍抱残守缺，忘记了根本，却不知奋起，只能重蹈亡国的覆辙。”赵昺反驳道，“朱子重文轻武，其遗风至今日，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，以致士子挟弓矢出，乡人皆惊，甚至子弟骑射武装，父兄便以不才目之，长此不返，四海溃弱，何有已时乎？”
不过赵昺也知陈则翁所言不假，军训制度在历代皆有变化。秦统一六国之后，学校对军训就不那么受重视了，这与秦汉时的国家政策有很的关系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收天下之兵器，铸成金人，禁止民间习武，“以弱黔首之民”。同时，取缔民间办学，要读书只能入官学，而官学内容以明法令通吏制为主，军训较之战国大为减弱。
汉朝的统治思想也是从“马上得天下”向“不可马上治天下”转变，尤其是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儒术”后，“表彰六艺”，这个新六艺不同于旧六艺，略去了旧六艺中的“射、御”等军事训练内容，强调经学为主，废除了习武骑射。
而入唐之后，尚武之风再起。少数游牧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，为华夏农耕文明带来了强劲的刚健之风，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，武举制的开创，则进一步孕育了唐帝国全民尚武的国风，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实行，边地幕府潘镇的大量设置，以及唐王朝积极的拓边政策和对外战争无不助长了尚武风气的流行。
至唐中后期，文人士子们更热衷于科举仕进，但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，仍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尚武风气，终唐一代，尚武任侠之风盛行。唐时士大夫阶层喜欢打马球，玩蹴鞠，这其实也是军训练兵的项目，到宋朝才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。
宋代风俗与唐代大不同，太祖的扬文抑武的国策，加上士大夫阶层的主张，武将地位被士子全面超越。无论是民间的书院，还是官学都将参加军训视为无益之事，禁止学生参加。学校以科考为指挥棒，一切以中举为导向，读书人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军训自然废止，尚武之风顿时偃息，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。
“臣以为当下形势已大有改观，一些有识之士业已意识到废武之害，尤其是陛下实施文武并重之策，且身体力行崇尚武功，今年一些士子纷纷投军，前来武学应试者也比往年多了数倍，可见尚武之风渐行。所以臣以为不可强行推进，应潜移默化加以引导，以免适得其反！”陈则翁见小皇帝面色稍缓，却不敢松口气，再行劝导道。
“嗯，朕是有些心急，时风如此也非一日之功，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，必要时也要强力推行，否则以羸弱之民风如何对抗蒙元虎狼之兵。”赵昺言道，他也意识到士人厌武也与当权者及治国之策有关。
明、清两朝开国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，自然重视学校军事教育，朱元璋力图在学校恢复孔子的“六艺”。他在洪武三年批示，要求国子学和县学学生都要习射，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，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“射”、“骑”科目，有了考试的引导和政府对器械的投入，便有利的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发展。
清承明制，学校也开设骑射课，甚至文科考试亦先试骑射，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则不能参加文科考试，风气所及，学校军训热情大为高涨，一些学校除了开设射骑射课，还开设武术、举重等必修课，致力于培养文武双全之才。但是武功之事还是不敌科举八股，渐渐军训徒具形式。
所以赵昺也意识到若想做出改变，领导重视是前提，而如果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，军训内容也要真材实料，致力于经世致用。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形式，或是利用严苛的管理，整齐划一的动作训练，以培养学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，并无有用的内容，反而偏离了军训的目的……
不过以大宋当前的经济实力又难以承受高昂的军费，这又与扩军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，因此赵昺想要组建预备军官团。他的意思是先搭起架子，但这支军队平时只配备各级军官和基层骨干，并不满编，也就是支官多兵少的影子部队，番号只存在于兵部的花名册上。
而赵昺这货是抠惯了的，他觉得维持这样的影子部队也是要花钱的，于是他将主意打在了兵部所辖的训练营上。要知道当前兵部所辖的训练营已有三十余所，不仅担负着新兵的入伍前训练，还承担着培训炮兵、骑兵、医士、工程、水军等专业技术兵种的骨干培训。
这些训练营散布在江南各府及各军，这个军当然不是指军事编制的军，而是古行政区划的名称，设置在战略上的军事要地。它们多是团级编制，大的是师级编制，各级军官配备完善，只要补充进新兵，配发武器就可以拉出一支队伍。
赵昺的意思是把各个训练营利用起来，平日除了承担正规军的培训任务外，还可以利用农闲训练驻地的州军和乡兵，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补入兵员，整编成军，只要将几个训练营再次整编便可成为一军或一师，兵部再遣统兵的将领就能上阵了，虽然不能与常备军的战斗力相比，但也可承担护送辎重、保护运输线、维持新占之地治安等低强度战斗任务。
陈任翁对小皇帝的设想十分赞同，这样既解决了战时兵员不足的问题，平时又可节约大量的军费。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可以将各个训练基地扩建，在承担训练任务的同时，还可以担负储备武器装备，军需用品的职能，可以进一步提高动员能力……
“陛下，我们太学亦时时进行军事训练，是不是也要作为预备军编伍上阵呢？”正当赵昺大谈建立预备军团的时候，陈礼时插言道。
“哦，若是战事紧急也不无可能，届时是不是会逃避啊！”赵昺放下箸子，看看陈礼时言道。
“陛下，父亲常常教导，国有危难，岂能坐视，尤其是陈家子弟更是责无旁贷。陛下有诏，吾必会持枪上阵，绝不会逃避！”陈礼时听了起身施礼道。
“坐吧！朕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”赵昺压压手让其坐下道，“太学生中是不是有人反对进行军事训练，以为这是多此一举呢！”
“这……”
“陛下问话，要如实回答，犹豫什么！”陈任翁见儿子吞吞吐吐，厉声喝道。
“禀陛下，同学们虽不敢明言，但私下中却多有不满，称朱子言：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。让士子们舞枪弄棒有违圣人之训！”陈礼时老老实实地回答道。
“放屁，朱子还大过孔子吗？其算什么圣人！”没等赵昺说话，陈任翁已拍案而起道，“圣人云：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。其乃是恶意诋毁圣人，其心可诛！”
“麟洲不得无礼，肆意妄言！”陈则翁见状连忙制止道。他知道当下盛行理学，若是传了出去，不知要有多少士人要骂他们，陈家还不被唾沫星子给淹了。
“麟洲先生所言不错，这话就是放屁。古有君子六艺之说，几位先生自幼也是如此教导朕的，而兵戎之事事关国之兴亡，却因为其自身的憎恶，竟将习武与赌博相等同，且遗毒至今，必须要坚决扭转！”赵昺恨恨地道。
大家其实一直以为学生军训貌似是很现代的事儿，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，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历史了，至少在西周时期，学校学生就要参加军训。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”，这是那会儿政府的头等大事，“祀”关乎信仰，要让学生“三观”正确，必修“礼、乐、书、数”文化课；“戎”关乎国防，要使国家发展有保障，在人口比较少的当时，在校学生作为国防后备力量，必修“射、御”军事训练课。
到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，连孔子办的民办学校也要进行军训。孔子讲课时，把射御之术和礼乐教育看得同等重要。他说“射御足利则贤”，将军事素养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。且他的军训教育理念十分符合当时的文化潮流——文武兼修。
正规的军训源于西周，那时学校就安排有军训课程。当时公办校分为国学和乡学，设有小学和大学两级，没有“中学”。大学标准的课程是“六艺”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其中，“射”“御”是古代学生军训的内容。教官是从部队上请来的，授课时一点儿也不含糊，学生如果偷懒，必定被罚。所以，西周的大学军训是国家倡导，且予以保障的，而“射”和“御”便是大学生必修的军训课。
“射”就是射箭，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，狩猎、打仗都少不了，射箭具有中远距离杀伤力，是诸侯纷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，所以非常受重视习射。西周时候，男孩长到了十三四岁，就要“学射、御”，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。习射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即便是文人也不会降低标准，五项射技，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，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。
射箭考核极其严格，而非是走过场，比赛的同时还要考查射手的修养，比如懂不懂礼让，守不守规则，尊不尊重对手等等。射箭以作为一件带有浓厚礼仪色彩的事情，深入到生活之中，并形成隆重的“射礼”，且天子通过射箭来选用诸侯、卿大夫、士等。优者可以参加祭祀，受到晋爵、增加封地的奖赏；劣者不能参加祭祀，还要受到责备和削减封地的处罚。可见，那个时候教授和考核射艺已经相当规范。
“御”就是驾驶兵车，战车是古代重要的作战工具，在战争年代，一个人驾战技术的高低，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，“御”自然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，一个学生连驾车都不会，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学生。
御车也有五项技术，即：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过君表、舞交衢、逐禽左等。鸣和鸾，要求车辆起步平稳。逐水曲，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时，既快又稳，避免翻车。过君表，要求在驾车途中避开障碍物，迅速安全通过。舞交衢，要求遇到车多拥挤时，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，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。逐禽左，在驾车出猎时，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，利于射获。
到了诸侯纷争的战国，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，各国更加重视军事人才教育和训练，军训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就连孔子的私学也很重视军训，曾言“射御足力则贤”，他把军事技能优劣，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，认为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”。
“陛下切勿冲动，从秦之后六艺中的射、御便已逐渐废黜，至我朝已经无人提及，骤然恢复自然有些士子难以适应。而朱子之言亦是应时之说，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，只怕会引发激变，还是要慎重为之！”陈则翁见小皇帝一脸愠怒，便感到不妙，当下朱子的理学在士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，崇尚理学。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学以致用，与理学学说多有冲突，在科举前就有改变之心，因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废黜理学的决定。
“瑞洲先生所言不假，但是事情总要因时而变，如今国家危在旦夕，正是奋起反抗，消灭暴元之时。可若是仍抱残守缺，忘记了根本，却不知奋起，只能重蹈亡国的覆辙。”赵昺反驳道，“朱子重文轻武，其遗风至今日，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，以致士子挟弓矢出，乡人皆惊，甚至子弟骑射武装，父兄便以不才目之，长此不返，四海溃弱，何有已时乎？”
不过赵昺也知陈则翁所言不假，军训制度在历代皆有变化。秦统一六国之后，学校对军训就不那么受重视了，这与秦汉时的国家政策有很的关系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收天下之兵器，铸成金人，禁止民间习武，“以弱黔首之民”。同时，取缔民间办学，要读书只能入官学，而官学内容以明法令通吏制为主，军训较之战国大为减弱。
汉朝的统治思想也是从“马上得天下”向“不可马上治天下”转变，尤其是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儒术”后，“表彰六艺”，这个新六艺不同于旧六艺，略去了旧六艺中的“射、御”等军事训练内容，强调经学为主，废除了习武骑射。
而入唐之后，尚武之风再起。少数游牧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，为华夏农耕文明带来了强劲的刚健之风，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，武举制的开创，则进一步孕育了唐帝国全民尚武的国风，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实行，边地幕府潘镇的大量设置，以及唐王朝积极的拓边政策和对外战争无不助长了尚武风气的流行。
至唐中后期，文人士子们更热衷于科举仕进，但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，仍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尚武风气，终唐一代，尚武任侠之风盛行。唐时士大夫阶层喜欢打马球，玩蹴鞠，这其实也是军训练兵的项目，到宋朝才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。
宋代风俗与唐代大不同，太祖的扬文抑武的国策，加上士大夫阶层的主张，武将地位被士子全面超越。无论是民间的书院，还是官学都将参加军训视为无益之事，禁止学生参加。学校以科考为指挥棒，一切以中举为导向，读书人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军训自然废止，尚武之风顿时偃息，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。
“臣以为当下形势已大有改观，一些有识之士业已意识到废武之害，尤其是陛下实施文武并重之策，且身体力行崇尚武功，今年一些士子纷纷投军，前来武学应试者也比往年多了数倍，可见尚武之风渐行。所以臣以为不可强行推进，应潜移默化加以引导，以免适得其反！”陈则翁见小皇帝面色稍缓，却不敢松口气，再行劝导道。
“嗯，朕是有些心急，时风如此也非一日之功，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，必要时也要强力推行，否则以羸弱之民风如何对抗蒙元虎狼之兵。”赵昺言道，他也意识到士人厌武也与当权者及治国之策有关。
明、清两朝开国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，自然重视学校军事教育，朱元璋力图在学校恢复孔子的“六艺”。他在洪武三年批示，要求国子学和县学学生都要习射，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，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“射”、“骑”科目，有了考试的引导和政府对器械的投入，便有利的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发展。
清承明制，学校也开设骑射课，甚至文科考试亦先试骑射，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则不能参加文科考试，风气所及，学校军训热情大为高涨，一些学校除了开设射骑射课，还开设武术、举重等必修课，致力于培养文武双全之才。但是武功之事还是不敌科举八股，渐渐军训徒具形式。
所以赵昺也意识到若想做出改变，领导重视是前提，而如果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，军训内容也要真材实料，致力于经世致用。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形式，或是利用严苛的管理，整齐划一的动作训练，以培养学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，并无有用的内容，反而偏离了军训的目的……